第2章 迎风的蝴蝶（二）（1 / 2）

她刘家在枫林桥，祖上曾是书香人家，她自己也在枫林镇上读到初中毕业，现在依旧好学， 手边订有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沛市晚报》和《中国青年》、《中国妇女》杂志，饭后睡前总是一卷在手，陈大龙玩的那蛐蛐儿之类，她毫无兴趣。

因此，不单在年龄上，在生活情趣、爱好，性格、气质，以及外在的仪态、举止等方面，她和陈大龙虽是夫妻，都明显地存在着差距。

起初在壮工队做工时，刘玉萍认识了一个名叫姚大雨的施工员，高中毕业，风度翩翩，和她同岁。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病死狱中，他也就一直浮荡在社会上没有正式职业。

姚大雨没有结婚，平时与女性极少接触， 不知怎么，和刘玉萍竟然一见钟情。而陈大龙那迷糊劲儿，更加速了他俩的感情进程。刘玉萍离开壮工队到食品公司后，二人弥远弥笃，往来愈为密切，直至发生了暧昧关系。

一九六零年后，一九六二年我省创出了一条新路，农村搞分田到户，城市搞自由市场。不久受到了批判，说这是“三自一包”，贩卖苏修黑货，把一位省负责人撤职。

十分奇怪的是： 在不少事情上，上层领导意见与下层群众愿望常是大相径庭。例如这位省负责人在前两年，高举大飞进红旗，大炼钢铁，大办食堂，大放卫星，大刮风。领导来视察，夸赞形势一片大好，不是小好而是大好，还该好上加好。可老百姓呢?疑问满腹， 怨懑满腹。“大好”后面跟上的是个六零年，老百姓带着满腹疑问、满腹怨懑，“病”死了几百万，而这位负责人却除了受表扬，毫无责任。六零年之后，痛定思痛，痛认前非，搞责任田，搞集市贸易， 勉挽所失，振兴局面，停止了死人。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衷心感戴，可这位负责人反倒因此受到指责，说是犯了方针路线上的错误。

责任田，集市贸易，当时十分吸引人。家在农村的干部、职工，有的离职， 有的退职， 回家去分田——这田分到手，不再象人民公社大呼噜：“干不干，一样算”！“种千收万，都送粮站”！而是谁种谁收，谁生产谁得。

家在城市的，也有一些丢掉工作岗位，去跑单帮，去摆地摊；在市场上三天五天赚的，就能抵得上在单位里干上一年半载。

陈大龙趁着这浑水漩涡，也干了起来。开始贩了几回茶叶、笋子，颇有油水，随又跑了几趟小百货，利头更大。一个多月没上班，单位找到他，进行批评，他不但不承认不是，还阴一句阳一句地犯顶，单位一气之下， 劝其退职。

大家都干，为什么我不能干?退职就退职，那么几个钱的工资，谁稀罕！退了职还能拿到一笔退职金，正好扩大资本，于是他便正式以一名小商小贩的新面目，出现于我市的新兴自由市场“小花园”。

一年之间，除了先前的茶叶、笋子、小百货，他又相继改换了五种行当，服装、鞋帽、瓷器、陶器、竹器，并且每一次改动，景况都是愧不如前。油水渐少，利头渐小，有一趟瓷器，路上破损多，还蚀了本。

此中当然不乏原因，诸如竞争对手多了、强了，市场行情不灵敏、不准确，资本小、难周转，还有缺乏经验等等。但最主要的还在于他自己有心无意，起初一时兴起，来了干了，兴趣过了， 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；随便哪一行当， 赚多赚少， 乃止亏损蚀本，他全是一个感情，一个态度，不热不冷。

这倒也好，胜负无萦于怀，到了后来，他每天昂着他那尖瘦的黑脸，伸着他那细长的颈脖，套着他那又宽又大的罩衫，垂着他那陡削的肩膀，带着他那永远停留在嘴角的微笑，响着他那永远“踢踏”不息的鞋声，拖着他那装着竹筐箩、竹簸子、竹篮子、竹筛子、竹筷笼的板车，出家门，出巷子；进巷子，进家门……岁月也以同样的速度，从他身边流过、流过。

听他那鞋，老是“踢踏”作响，好似没有后跟， 其实那是好好的力士鞋或球鞋(他最喜欢穿这两种鞋)，四十码，正合脚。只是任何鞋穿上他的脚，哪怕新的，刚系好带子，一走路便踢踢踏踏和地皮打起官司。是他的脚板特重?还是地心吸力对他的脚来得特强?别人听烦了，跟他提，他说改，可提一百次，改一百次，末了还是依然如故。倘再提，他洋洋自得地说：“这叫伴奏，你们走走看，还响不了哩。”

基于他始终葆有扬扬自得这一神情，恰巧又姓陈，因而在我们小巷，扬自得这个外号便渐渐取代了他的本名陈大龙了。

如果说这也属于修养(修心养性)，他的修养可真谓高超、深邃、出神入化，达到上乘。不仅养鸽子、鸽子飞，喂鱼、鱼死，玩蛐蛐成了玩油葫芦，做生意亏损、蚀本，每况愈下，走路踢踏得招人厌烦等等，他全坦然视之， 泰然处之，连他知道了小刘(他一直这么叫刘玉萍)和姚大雨的暧昧关系，他也无动于衷，若无其事，照旧那么昂着头脸、伸长颈脖、踢踏着脚拖着板车，扬扬自得地带着微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