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 人逗鬼（一）（1 / 2）

小巷东头有一棵树，树下有一盏灯，在李老头家门口。巷西头也有一棵树、一盏灯，在杨三爷家门口。

灯与灯一样，树和树不同。李家门外那棵是槐树，杨家门外这棵是椿树。那槐树肯开花，入夏时，花儿一串串一串串垂下来，乳白色，蝶状花冠，锥形花序，很好看。有人趁它半开，拿竹竿打下来，放盐水浸浸，晒干当菜蒸着吃，味儿极似干虾子。这椿树肯发枝，一根根茂密的枝条，互生着一排排长圆形的叶子，孩子们折下它，拿去做“跌股股钗”游戏。

至于树下那灯，东西两头有着完全相同的历史。民国以前，是直埋着的一根大毛竹，顶端装有曲柄，柄的前部安有可降可升的灯钩儿。那一定要到朝廷上或是本城有喜庆大事，才由衙门来人给挂上一只油纸灯笼。灯笼是黄底子，上面贴着“太平”两个红字。

民国以后，大毛竹改成了木头，纸灯笼改成了六角形玻璃罩灯；灯里点的油，先是菜油，后是煤油，说是夜夜要点，给人们以光明，可实际上，一个月也只不过亮上三回五回。

日本鬼子来，维持会里汉奸们顾不上维持这桩小事；胜利后，忙着劫收的国民党官员也没有闲工夫来处理这项工作，于是这里便一直有柱无灯，有灯不亮。

解放后，不到两年，“唰！”不但有灯了，还通的是电，夜夜大放光华。电泡儿比纸灯笼、玻璃灯都小，可亮百倍，直耀眼。

在电灯光下，东西两头巷口都很热闹，特别是一整个夏季。东巷口那里主要是下棋、看棋，下的人争呀吵呀，看的人哄呀笑呀。西巷口这里主要是“呱淡”——地区不同，叫法各异，或曰“啦呱”，或曰“神聊”，或曰“讲熟话”，或曰“摆龙门阵”……沛市这里叫“呱淡”。

下棋的中心人物是李老头，呱淡的中心人物是杨三爷。

杨三爷，高挑个子，瘦长脸；由于背微驼，使面部向前稍倾，人们迎面相遇首先看到的是他那只略见高耸的鼻子。

他的年龄不甚准确，有人问他，他总是不说具体数字，只抽象地答道：“老了老了，不中用了！”若凭容颜神态去估计，说他四十几、五十几、六十几，都无不可。并且岁月流逝，一年又一年，他儿子大了，娶儿媳了，添孙子了，那孙子一岁两岁、三岁五岁、十岁八岁了，他却始终保持原样，几乎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么一股孩子气，呵呵哈哈，笑口常开。

不过有一条可以肯定：他是前清人，生于民国前。当他呱淡刮到某一节骨眼，或是碰上个“顶淡”的人，他便会把右手大拇指翘得比自己脑壳还高：

“三爷脑后养过辫子的，你呢?三爷逢上圣上华诞，趴门外朝北拜过龙庭的，你呢?三爷使过舔起来发甜的豆瓣铜钱，你呢? 那年奉军围城，七七四十九天没救兵，三爷在城里看过高声叫价卖人肉——拿竹竿挑着，一条腿三十文，一只胳膊二十文；女人们女乃头像猪下水，最贱；男人们那物事像牛筋，最贵，你呢? ……”

从三爷这一代往上数，他祖父是个文墨人，当过正八品县丞；父亲经商，开过纸坊。民国十三年，外地发大水，他家失火，一场祸灾，使遇火即尽的他家那纸坊片瓦无存。

父亲急死了。母亲改嫁了。自那以后，他的光景便一日不如一日了。

在这之前，他过着地地道道的小开(小老板)生活。父亲忙生意，买呀卖呀，利呀红呀；母亲忙家务，洗呀浆呀，烧呀煮呀，都没空管他，全由着他自己。

小时读私塾，抽水烟的老先生只要他每天给捻三十根纸煤子，便不一定叫他再背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了。大时念学堂，唯有体操一门成绩不错，国文勉强及格，其他课程皆是左耳进右耳出，学犹如没学。

对于生活享受，他却毫不含糊，年轻时便赶上老人们懂经。早上“皮包水”，往茶馆一坐， 叫上臭豆干拌花生米、开洋煮干丝、油炸糯米锅巴，拿瓷壶泡细茶喝得个肚皮鼓得老高。晚上“水包皮”，往澡堂里一躺，雅座、藤椅、大毛巾，下浴池先温水、后热水洗个畅快，上来后一边伸出脚丫让人去修、去刮、去捏，一边嗑着瓜子，品着糕点。